作者： 牛河梁考古工作站 从２００１年到２００４年初的两年多来，安志敏先生先在台湾《海峡两岸古玉学会议论文专辑》、后在《北方文物》、《考古与文物》、最近又在《考古》杂志上，连续发表了４篇内容相同或基本相同的质疑红山文化玉器年代的文章（以下简称《安文》）。文中认为，现已发现和发表的以牛河梁遗址为主的红山文化玉器“由目前的迹象判断，所谓红山玉器，很可能是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遗存。”“以玉猪龙为代表的红山玉器，在我国分布地区广泛，时代一般可晚到青铜时代。”（《红山玉器的质疑和论证》，《考古》２００４年第２期）
牛河梁是一个范围在５０平方公里上下的红山文化遗址群，已编号共１６个地点。每个地点各占据一个山岗，岗与岗间彼此独立，距离最近的也在１５０米以上（见图）。每个山岗上的积石冢，有为一个冢、有为两个冢，也有为多冢组成。从１９８３年正式进行考古发掘以来，已发表了四个地点（即第二、三、五、十六地点）的８篇考古发掘简报，其中随葬玉器的墓葬已发表１９座（第二地点７座，第三地点３座，第五地点５座，第十六地点４座）。安文４篇都没有具体指出牛河梁遗址的哪个地点或哪个地点的哪座积石冢出土玉器的墓葬地层有问题，从而出土玉器年代不确，这就使我们的答疑增加了很大的难度，不过我们还是尽量归纳出安文中的以下三个观点：
一，牛河梁遗址已发现的红山文化玉器墓，地层关系不明确，缺少共存的其他可供断代的遗存：“牛河梁共发现６４件玉器，主要出自石棺墓中。一般缺少伴存的遗物，也没有明确的地层关系，这就为玉器的断代增加了一定的困难。”（《关于牛河梁遗址的重新认识》，《考古与文物》２００３年第１期）
二，牛河梁遗址包括出土玉器的石棺墓，有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两类遗存：“当然这里的积石冢群的石棺中，可能会包括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两个时代。”（《论“文明的曙光”和牛河梁遗址的考古实证》，《北方文物》２００２年第１期）
三，晚于红山文化的遗存如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墓地、河北省阳原姜家梁小河沿文化墓葬、安阳商代妇好墓都发现与牛河梁遗址类似的玉器，从而牛河梁遗址发现的玉器与夏家店下层文化有关：“至于这里玉器的形制，与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商代相接近。如兽首玉玦（猪首玉饰）、勾形器便见于殷墟妇好墓；而勾云形玉佩、箍形器和勾形器则见于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墓地。以上三者的玉器颇为类似，时代也比较接近，因而牛河梁的玉器很可能与夏家店下层文化有关。”（《论“文明的曙光”和牛河梁遗址的考古实证》，《北方文物》２００２年第１期）
关于第一点：
早在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积石冢和随葬玉器的石棺墓的发掘材料第一次正式发表时，就交代了地层关系。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各个冢上覆盖的堆积土的层位情况是：“各冢上均覆盖堆积土，情况相近。土厚０．３—１．５４米，可分三层。以Ｚ２为例：第一层表土，厚０．２－－０．２５米；第二层黑黄土，一般厚０．１—０．８６米，出土战国陶片；第三层黑色腐殖土，厚０．４３米。质较松软，夹杂红陶筒形器碎片和积石冢顶部散落的部分石块。第三层土下即积石冢。”（见《文物》１９８６年第８期第７页）从发掘简报知，“夹杂红陶筒形器碎片和积石冢顶部散落的部分石块”的第三层黑色腐殖土为红山文化层，积石冢压在第三层下，而不是如安文所说“没有明确的地层关系。” 至于牛河梁红山文化随葬玉器的墓葬“一般缺少伴存的遗物”，那恰恰是红山文化一个值得特别重视的埋葬习俗。
关于第二点：
牛河梁遗址的红山文化积石冢有被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迭压的情况，早在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中期红山文化玉器刚刚正式发掘出土时就已公布于世了，这就是凌源县三官甸子城子山遗址，后编为牛河梁遗址的第十六地点。该地点１９７９年进行试掘时发现了随葬玉器的红山文化墓葬。《简报》报道试掘的地层关系是：第一层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堆积层，第二层为红山文化堆积层，第三层也为红山文化堆积层。《简报》说出土玉器的第２号墓“压在二层”，对此，《简报》作者解释：“城子山三座红山文化墓葬，墓口均开在二层，因此墓葬出土的一组玉雕艺术品，诚然应看作是城子山二期文化的内容。”（分别见《考古》１９８６年第６期第４９７、４９８、４９９页和５３３页）为了对第十六地点作全面了解并验证该遗址点的地层关系，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对第十六地点进行了补充发掘，进一步明确了红山文化积石冢被夏家店下层文化迭压和打破的地层关系：“夏家店下层文化层叠压或打破红山文化层典型关系可举出：夏家店下层文化灰坑Ｈ６、Ｈ３９打破红山文化积石冢封土层；夏家店下层文化灰坑Ｈ５２连续打破红山文化积石冢层和红山生活居住址；夏家店下层文化灰沟Ｇ２连续打破红山文化积石冢墓葬Ｍ９和红山文化灰坑Ｈ４。”（见《中国文物报》２００３年９月５日第一版）
其他地点的文化堆积情况是：
第二地点如前述，仅偶见战国陶片，无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发现。第五地点划分为三层，三层出土的陶器都为红山文化陶器，三层都出有红山文化彩陶器，下、中层出土红山文化压印之字纹筒形罐，中、上层出土置于积石冢上的泥质红陶或彩陶筒形器，积石冢和有玉器出土的石棺墓分别见于中、上层。未见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其他晚期遗存（见《考古》２００１年第８期）。
第二、五、十六地点是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积石冢和玉器的主要发现地点，第二、五地点都是单纯或比较单纯的红山文化遗存，都不见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堆积。第十六地点虽然包括了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两种文化遗存，但红山文化积石冢和随葬玉器的红山文化墓葬与夏家店下层文化之间的地层迭压和打破关系，在现场发掘和报道中，都有清楚的区分。
安文认为牛河梁积石冢包括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两个时代遗存的一个主要根据是：“牛河梁的‘冶炼遗存及铜制品’，更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存在的具体证据。因而牛河梁石冢群中可能包括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两个不同的时代，从地层堆积和打破关系上，应该是比较清楚的。”（《考古与文物》２００３年第１期）
这里安文所举“出现冶铜炉壁”的遗址，是牛河梁遗址的第十三地点，又称转山子。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及材料史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系的李延祥、韩汝玢、宝文博、陈铁梅曾撰文公布了该地点冶铜坩埚片的热释光年代测定结果，以为“炉壁残片的年代为３０００±３３０—３４９４±３４０年，要比红山文化陶片和红烧土年代晚约１０００多年，属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年代范围。”（《文物》１９９９年第１２期）。第十三地点仅作过试掘，全面考古资料尚未发表，测定年代的炉壁残片标本编号不规范，主要是未标明地层和单位。其实这个地点是一个外围包砌石块的土丘、直径４０～６０米、总范围在１万平方米的大型红山文化建筑址，冶铜坩埚片是铺在土丘顶部的一个堆积层，迭压在红山文化建筑址之上，并被一汉代遗存严重扰乱。这处大型红山文化建筑址的结构与牛河梁遗址其他地点的积石冢既相近又有所不同，也未发现墓葬和玉器，功能尚待判定。以此推绎出牛河梁遗址有玉器出土的其他地点的“石冢群中可能包括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两个不同的时代”，进而怀疑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器属于红山文化，事实并不充分。
第三点，关于晚期遗存出土红山文化玉器问题。不仅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墓地、河北省阳原姜家梁小河沿文化墓葬（第７５号墓）、安阳商代妇好墓出土红山文化或红山文化式玉器，而且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第１０２９号墓）也出有红山文化勾云形玉佩残件、上村岭西周晚期虢仲墓也出有红山文化或红山文化式的玉雕龙和玉鸟。早期的遗物在晚期遗存出现，是常见的现象，现场发掘者和研究者对这种现象都会有清醒的判断。因此并不能作为质疑红山文化玉器年代的证据。
红山文化玉器最早见于著录是２０世纪初，一般将年代断为商代或以后。对这批玉器年代的辨认，确实经历了一个反复的考证和艰难的实践过程，而年代一旦确定，很快就在海内外引起反响并被同行们所广泛接受。除了牛河梁遗址仍不断有出人意料的新型式红山文化玉器发现以外，辽宁省朝阳市、阜新市、内蒙古赤峰市、河北省承德市的市、县文物部门都迅速公布了当地有明确出土地点的采集品，海内外收藏单位和博物馆也很快调整了早年收藏品和陈列品的年代，以至于从晚于红山文化的遗存里将红山文化玉器辨认出来，也为研究者所普遍认同，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无论是正式发掘出土品、采集品，还是早年收藏品，都表现出强烈的时代特点和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成为红山文化最具标志性的文化特征，其主要风格特点也很易于掌握。当然，更为重要的是，红山文化玉器的造型极度抽象又高度规范化，艺术思维观念的含量很高，与中国文明起源和中华传统文化息息相关，从而对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已经和正在产生着越来越强的吸引力，其势头不可阻挡，是很自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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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6-4 04:25:44
